知虑心理思想关于认识过程中感知与思维问题的心理思想。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知虑的性质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浅则为知，深则为虑。南朝范缜说：“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神灭论》)《器子·经上》：“知，接也”、“虑，求也”，区分了知虑在认识中不同层次的功用。东汉王充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而“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唐刘禹锡说：“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刘禹锡集·天论中》)，接触到知虑在反映内容上深浅的差异。(2)不同的生理器官功能。《孟子·告子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荀子也以“天官”、“天君”区分了产生知虑的不同官能，“征知必将待天官当薄其类然后可也”，“心也者道之主宰也”(《荀子·正名》)，体现了心思为谋的主导作用。《管子·心术上》也有“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南宋叶适提出：“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人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习学记言序目》)，接触到知虑活动的不同机理。明吴廷翰指出：“人而无心无知”，“然有心而无耳目，则心亦何寄乎？”认识到“君”与“官”在认识活动中又是密切联系的。(3)知二元论。宋代从张载开始，二程、朱熹都把认识划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前者合内外于耳目之内，与今之感性认识大致相当：后者合内外于耳目之外，与理性认识大体相符。明王廷相说：“婴儿在胞中自能饮食，出胞时便能视听，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己者：自余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雅述上》)提出“天性之知”与“人道之知”，很怡当地说明了知虑的发生与发展。(4)“良知”说。自孟子提出“良知”之后，宋陆九渊发展为：“人有五官，官有其职，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语录下》)明王守仁更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传习录中》)，把生知膨胀到格物致知的源泉。(5)知与虑的关系。 古代不少思想家都肯定感知与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东汉王充讲“耳目论”与“心意议”，既要“信闻见于外”，又要“诠订于内”，反对“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论衡·薄葬》)北宋李靓指出感知是思维的基础，“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李靓集·广历民言》)。 明王廷相明确提出“知者，思与见闻之会”的命题，认为“神性虽灵，必借见闻思虑而知”(《雅述》上)。明清之际的戴震则把耳目之官与心之官比作君臣关系，用以说明知与虑是相互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