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发现，灾难造成的心理问题会在代际间传播。在一项定性研究中，荷兰阿姆斯特丹犯罪与执法研究所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 Lidewyde H. Berckmoes 博士及其同事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观察和研究了达涅利关于家庭沟通和环境重要性的发现。采访了 41 名经历过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母亲及其十几岁的孩子。

研究小组发现了种族灭绝的直接影响，包括母亲与孩子就创伤进行沟通的各种方式，例如保持沉默或表达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调查人员还观察了间接影响，例如种族灭绝如何通过贫困加剧、家庭工作负担加重和养育方式妥协等变化影响第二代。

与此同时，青少年们讨论了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许多人表示，贫困使他们无法上学，迫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维持家庭生计。其他人则对没有一个包括祖父母、叔叔或父亲在内的“正常家庭”表示遗憾。

波士顿剑桥学院的创伤心理学家埃琳娜·切雷帕诺夫博士一直在研究幸存者对事件的最初反应可能影响后代的作用——她在《理解极权主义政权的跨代遗产：文化学习的悖论》一书中概述了这一主题（劳特利奇，2020）。她推测，生活在如此困难、压抑的环境下，可能会导致父母形成基于恐惧的“生存信息”，并将其传递给子孙，比如“不要寻求帮助——这很危险”。虽然这些信息最初可能帮助人们活下去，但目前它们往往无关紧要，甚至可能增加人们人际交往的脆弱性。例如，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和不信任提供者“正是创伤幸存者很难寻求和接受支持的原因”，切列帕诺夫正在比较俄罗斯和美国样本中的这些信息。

另一种传播媒介可能是身体本身，特别是通过表观遗传学——由环境影响驱动的分子过程，可以导致基因打开或关闭。根据该主题的理论和研究，虽然这些过程本身不能改变 DNA 序列，但它们可能会影响遗传特征或疾病。

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应激研究部主任、心理学家雷切尔·耶胡达博士一直在研究大屠杀幸存者儿童中这种可能的传播方式。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将 32 名大屠杀幸存者及其 22 名孩子的甲基化率与匹配的对照组进行比较，他们发现幸存者及其孩子在同一基因（FKBP5，一种与压力相关的基因）的同一位置表现出变化。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有关，而对照组却没有。

最近，她和其他人扩展了这项工作，表明基因组可能会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在《神经精神药理学》（2021 年第 46 卷，第 4 期）中报道的一项研究中，耶胡达哈佛医学院的 Nikolaos P. Daskalakis 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及其同事检查了 77 名大屠杀幸存者儿童和 15 名儿童的全基因组基因表达。父母在大屠杀期间居住在北美的犹太成年人。与对照组相比，幸存者的孩子表现出一组与免疫功能和糖皮质激素（肾上腺合成和分泌的抗炎激素）制造相关的基因的变化。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甚至儿童的大脑发育也可能受到父母或祖父母过去的创伤的影响。在《精神病学研究：神经影像学》（第 326 卷，2022 年）中报道的一项研究中，土耳其萨卡里亚萨卡里亚大学的 Enes Sarigedik 博士及其同事对 40 名母亲在两次毁灭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儿童进行了脑部图像分析，并将这些图像与那些母亲在两次毁灭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进行了比较。 27 名对照儿童。

研究小组发现，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母亲的孩子比对照孩子的杏仁核和海马体区域更小。“我们的研究表明，代际创伤和各种大脑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关系，”作者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