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习论中国古代社会心理学思想。探讨人性形成、发展和变化中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最早的典籍《尚书·太甲》阐述“习与性成”的观点。不同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扩充和深化这一思想。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提出性与习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并指明人性在先天方面很近似，但因后天的习染，会显出很大差异。荀子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萄子·礼论》)把性看作是先天遗传的，其对立面是伪，属后天习得，是以性为基础的被塑造物。墨家把生性喻为素丝，把后天环境与教育看作习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故染不可不慎，强调要慎重对待。汉贾谊重视教育在人性形成中的作用。他说：“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不毋正，犹生于越之不能不越言也。”(《陈政事疏》)董仲舒也认为“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故要求“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东汉王充以蓬和纱为喻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论衡·率性》)明王廷相提出：“凡人之性成于习”(《答薛君采论性书》)，强调每个人的先天禀性差异不大，行为的善恶因习染所致。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夫性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尚书引义·太甲二》)，肯定性是一天天发展起来的，随着习的形成与发展，性也一起形成和发展。颜元则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有善恶，而是成于习染并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习与性成，方是乾乾不息”(《习斋言行录》)。人的心理或行为的主要动因是遗传还是环境？抑或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哪个是心理或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长期争执不休的古老问题。性习论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解决途径：确认人性有遗传而来的和学习而来的两种，生性即人的自然本性，只有少数几种，习性即人的社会本性，是大量的，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性。在强调习性在人性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并未忽视生性对于人性发展所起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