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一前289）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名轲，字子奥。鲁国邹邑（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孔伋）的门人，成为儒家曾子、子思学派的继承者。游说梁、齐、宋、滕、薛、鲁等国，宣传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其主张不见用，晚年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提出“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形神观，认为感知、思维是由耳目和心的活动产生的。又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心物观，认为客观事物都能反映(“备”)在我的思维认识之中。认为耳目在与外物交接的过程中产生感知(“物交物”)，但感知有很大的局限性，靠不住(“蔽于物”)。提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以下引文均引自《孟子》，只注明篇名)。以“大体”与“小体”来区分思维与感知，夸大思维的作用，割裂其与感知的联系。在情欲心理思想方面，提出“四端”说、“爱敬”说、“同心”说、“寡欲”说、“二者不可得兼”说等一系列观点。在志意心理思想方面，提出志气观，探讨意志与情感的关系。在评价人的行为得失之报偿上，既主张“食功”，也同意“食志”，是志功兼重的主张者。 关于智能心理思想，提出“良知良能”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把智能分开考察的思想家。其“良知良能”实际上是认定人生来即具有一定的智能潜能。认为智是人对外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具有后天获得的性质。关于教育心理思想的基本认识和观点主要包括人性理论、差异心理、学习心理和德育心理四个方面。在人性理论方面，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所谓“四端”，只要“扩而充之”，就可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因素。但处于萌芽状态的四个“善端”像一粒种子，可能发展成为“善”，也可能发展成为“不善”，关键在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以“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以及栽培作物、保养山林等为例、为喻来作论证，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性善论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差异心理方面，肯定人的心理活动存在个体差异，甚至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也存在个别差异，“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梁惠王上》)以此为基础考察因材施教的方法：“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学习心理方面，在肯定“自求自得”的内求说的前提下，也主张积极向外物获取知识、发展智力。在学习原则和方法上，强调深造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离娄下》)认为学习必须按部就班，“盈科而后进”(《尽心上》)。 主张博约结合，“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尽心下》)“守约面施博者，善道也。”(《离娄下》)提倡学习中的怀疑精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用二人学棋的故事说明“专心致志”在学习中的意义，以掘井为例说明学习不能有头无尾，“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并也。”(《尽心上》)关于德育心理，提倡仁义，并对这两个概念作考察。亦注意到道德教育中的情欲与意志问题，特别强调“养吾浩然之气”。非常注重自我刻苦锻炼，“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还提出因材施教、以身作则、尽心知性、扩而充之、求其放心、反求诸己、知耻改过、自我锻炼等德育原则与方法。在社会心理思想方面，认识到统一人心、团结一致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影响：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并主张以相互敬爱来处理人际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主张推行仁政，提倡“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又主张“以德服人”，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并赞同“与民同乐”，以便“得其民心”。 同时强调满足人民基本需要对治国的重要性，认为“无恒产(一定的产业)而有恒心（人们所常有的善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还提倡尊贤使能，认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提出考察贤人的办法：“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日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梁惠王下》)著有《孟子》现存七篇，记载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心理等思想观点及政治活动，是研究孟子及其学派的主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