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前280一前233）战国末期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子。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图强，未见用。著《孤愤》、《五蠹》、《说雄》等十余万言，受秦王政赞赏。后到秦国，遭李斯、姚贾谗害，被迫服毒自杀。著述中心理思想丰富。提出耳聪、目明、心智的形神观，肯定心理是形体器官活动的结果。主张“缘道理以从事”(《解老》)的心物观，认为心理为“道理”（客观事物的规律)所制约：人的认识能力是天然的一种属性，人必须依靠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来认识世界。肯定感知必须与思维结合，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到想象要有一定的事物原型作基础，并论及想象与思维的关系。反对“无缘而妄意度”(《喻老》)的“前识”。提出“参验”说，认为只有参照比较、取得验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在情意心理思想方面，认识到知、情、意三者的关系：慈爱之情会使认识周到，认识周到就会无所疑虑而勇往直前(《解老》)。继承老子的“慈勇说”。认识到积极情感会有消极作用，消极情感会有积极作用。认为欲利之心，人不能免；欲生邪心，邪胜祸生，因而提倡“知足”，反对“欲甚”。在性习心理思想方面，主张“自为之心”的人性论，即人生来就有“好利恶害”之心，是一种无善无恶的自然人性论。提倡“因人情”的人性改造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思想。社会心理思想方面亦有独到见解。从“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二柄》)等事例中，认识“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主张统治者要根据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进行管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径·因情》)。统一民心是治国安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主张统治者要做到“众同心以共立之”(《功名》)。在《定法》、《难三》、《难势》等篇章中，总结商鞅和申不害等人的思想，提出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原则。以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说明君主必须善于倾听逆耳忠言，才有利于加强统治：“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外储说左上·说一》)还把赏罚等心理手段视为“不可以示人”的“国之利器”，主张赏罚分明、毁誉恰当。著作五十五篇，后人编为《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