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约前179一前104）西汉思想家、哲学家，今文德学大师。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其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其心理思想丰富。提出一套较为完整且具有特色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的形体、心理都必须与天数相副，化天数而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其形神观与心物观。以视觉为例，讨论了产生正常感知的三个条件：“质”(感知器官)、“见”（与物相接）和“觉”（清醒状态）。认为思维就是谋划、类推，并与言语有一定关系。认为情的作用的好坏不是绝对的，而依其指向何种对象为转移。在先秦重志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贵志论。将“意”定义为“心之所之”，认为“意”可扰乱精神，减弱其气，因而主张平意静神，以养其气。对教育心理问题的基本认识与看法，主要包括人性理论、德育心理和学习心理三个方面。人性理论是其教育心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明确提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天生已善，毋需教育；“斗筲之性”生来即恶，无法教育：“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应当教育，“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实性》，以下引文均引自本书，只注明篇名)意为中民之性虽有善质，但这种善质并不能自发地发展为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即认识到先天与后天的结合。在德育心理方面，把“三纲五常”作为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并用“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其进行合理化论证，在心理效果上起到增强道德的神圣性，以及提高追求、信仰道德力量的作用。在道德修养的具体原则和方法上，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并使其心理化，“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利能满足人们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义则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从根本上来说：“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理想的人生应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同上）“必仁且智”是其德育心理的一个重要概念，把道德修养中的情感因素(“仁”)与认知因素(“智”)有机地联系起来，“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指出仁者爱人，但爱不能盲目和无原则。 在学习心理方面，强调以“六经”培养人才，并认为“六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教化功能。重视强勉努力的功夫，“强勉学问，侧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玉环》)。主张学习须专心致志，“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天道无二》)。其社会心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个体心理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方面。认识到个性品质的差异，考察其与教育的辩证关系，认为“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主张统治者要培养民众的爱好和厌恶心理，并将其作为进行赏罚和治理的心理依据，“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故圣人之治国也…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还提出须使民众有适度的欲望，以此为基础进行管理：“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均见《保位权》），但也不能任其欲而行：“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从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度制》)在司法心理思想方面，从人性及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挖掘犯罪心理问题，认为大多数人的本性既有“仁、义”方面的因素，又有“贪、利”方面的因素。深知刑法的重要，但又力主“大德而又小刑”、“厚其德而简其刑”：强调德刑并用，德主刑辅。提出预防与打击并用，以预防为主。著作今仅存《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中有《举贤良对策》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