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誉篇名。唐柳宗元撰，载《柳河东集》。关于谤与誉两种对立社会心理现象的分析与见解。其主要内容：(1)分析了地位和利害是产生谤誉心理的原因。他说：“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所处地位适宜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誉，反之则遭到毁谤。但在特殊情况下，利害关系则成为谤誉产生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在政治混乱的时代，君子的政治立场，必然迎合民心而与上层冲突，故即使君子被杀戮、受屈辱，平民百姓还是赞誉他；反之，小人虽然受到上层的宠爱，享受荣华富贵，但仍遭百姓的谴责。基于此，柳宗元反对根据自己的利害去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情况。(2)指出对待谤誉的态度和方法。 他说：“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在他看来，对于谤誉，首先不能轻信盲从，要认真考察；其次看谤誉者是好人还是坏人，谤誉出自好人之口，就相信它；若出自坏人之口，就不要相信。最后还要看谤誉者是否了解自己。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会对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